被告人徐某某与安徽##建设有限公司副经理蔡某某商定：该工程优先考虑让其中标，徐某某在开标前先期垫付投标工程保证金200万元，工程中标后徐某某交给公司2%的管理费。被告人徐某某又安排安徽##建设有限公司的造价员席某某设定了上述五家公司的投标报价。为确保中标，被告人徐某某安排被告人李某某进行协调，由被告人徐某某出资给已报名该工程项目投标的十余家公司每家5万元好处费，该十余家公司放弃投标。被告人徐某某在工程开标前将60万好处费汇到被告人李某某的账户，由其分给已参与报名投标的十余家公司，其中付给##建设公司5万元、被告人李某某3万元。2013年11月8日，项目开标时，收受好处的公司放弃投标，安徽##建设有限公司最终以1975万元中标。
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徐某某、蔡某某、李某某、席某某、王某与其他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利益，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。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，适用法律正确，本院予以支持。被告人蔡某某、李某某、席某某、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是从犯，可以从轻处罚。

案例二：2016年10月，舒城县农村道路##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标。被告人##鹏、鲍##商定，为提高中标几率借用安徽##生态建设有限公司、安徽##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资质，后又通过被告人鲁##、李#借用了5家公司资质，分别报名参加该项目投标。开标前，##鹏、鲍##确定上述9家公司的投标报价，安排被告人造价人员汪##制作了商务标书。案发后，ＸＸ鹏、鲍##、、李##、汪##均经舒城县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，鲁##被抓获归案，各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。

 法院认为：被告人汪##为同一建设工程同时为多家公司制作商务标书，应当推定其主观上明知为他人串通投标而制作标书，却放任串通投标的结果发生，应认定其帮助他人串通投标，其获取的费用应认定为违法所得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，有悖于行业监管制度，本院不予采纳。遂判决：被告人汪##犯串通投标罪。

2017年3月，##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安徽##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防护绿化工程招标业务。被告人王某为中标该项目，找到被告人唐某为其介绍几家公司参与投标。唐某与合肥##景观工程有限公司、合肥##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、合肥##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口头约定，由三家公司按照王某确定的报价制作标书参与投标，并由王某挂靠中标公司的资质承建工程项目。未中标的公司，由王某支付标书制作费2000元、项目经理出场费1000元。后王某通过唐某转账10万元给合肥##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用于支付投标保证金。2017年3月29日，唐某组织三家公司项目经理到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参与开标，经评定，合肥##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中标，中标金额为4973678.43元。王某通过唐某支付给合肥##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、合肥##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标书制作费、项目经理出场费各3000元。后王某挂靠合肥##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资质实际实施中标项目。

法院认为：被告人王某、唐某串通投标标价，损害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利益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。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中标的目的，决定、组织、实施串通投标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。被告人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予以从轻处罚

2016年2月，##育苗中心对世园会基建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标。被告人吴##利用担任园林局副局长，主管该工程项目的职务便利，在招标前与焦##等人（均另案处理）相互串通，指示负责具体招标工作的中心主任薛某（另案处理）配合焦##中标。后焦##组织借用八达岭##公司资质，与金##公司、中北##公司和京##公司相互串通围标，最终八达岭##公司中标，中标项目金额人民币1426万余元。
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吴##作为招标单位的主要责任人，与投标人串通投标，其行为扰乱了正常招投标秩序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正常管理和诚信环境，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，其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，损害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串通投标罪，保护法益为建筑市场正常秩序和招标投标活动的公正性，其目的是惩治招投标活动中互相串通、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。

首先，行为人构成串通投标罪，主观要件上应存在犯罪故意，既包含直接故意，也包含间接故意。直接故意，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、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希望结果发生。间接故意，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而放任结果的发生，即发不发生都无所谓，还是容忍危害结果的发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犯罪故意，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，更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《刑法》中的具体罪名。即使行为人产生了法律认识错误，原则上后果自负。另外，《刑法》中“明知”的判断标准不是简单以行为人明知或不知为判断标准，而是由法官遵循一般方法和规律，结合具体犯罪特征和司法经验，充分说理论证，科学、理性、准确地判定“明知”。

其次，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定主体，即“招标人”和“投标人”。依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第八条规定：“招标人”是依法提出招标项目、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；第二十五条规定：“投标人”是响应招标、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也包括个人。但是需要明确的是，从事招标投标活动的单位或人员，只要在招标投标中参与串通投标，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。比如：招标单位、招标项目的负责人、代理机构、评标委员会成员、招投标活动中的工作人员、投标单位及其代理人、参加投标的有关人员等。

再次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“相互串通投标报价”。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 第三十九条规定，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形；第四十条规定，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形；第四十一条规定， 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情形。“相互串通投标报价”是指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，相互串通，商量好采取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等行为，以及投标人相互串通进行围标等行为。

最后，本罪是结果犯，只有达到“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，情节严重的”才构成犯罪。对“情节严重的”情形，司法解释暂无具体规定，可参照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，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追诉：

1.损害招标人、投标人或者国家、集体、公民的合法利益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;

2.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;

3.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;

4.采取威胁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;

5.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，但两年内因串通投标，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，又串通投标的;

6.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

第八十八条 本规定中的“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”，是指接近上述数额标准且已达到该数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