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论文摘要】：本文围绕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，逐一梳理了其司法与立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， 并针对此类问题，提出了有关法律建言。例如各类金融诈骗犯罪的“数额”释定问题、其数额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、其行为犯与刑法第13条的“但书规定”的关系问题、金融诈骗犯罪设置中的“白地规定”问题、有关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设置、刑罚设置问题，等等。

中国现行《刑法》从第192条～198条共规定了八种金融诈骗犯罪，其中，除《刑法》第194条分两款规定了两种金融诈骗罪外，其他各条乃一条一罪。而按照《刑法》第200条的规定，在此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中，除《刑法》第192条、第194条和第195条分别规定的集资诈骗罪、票据诈骗罪、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既可由自然人、又可由单位构成以外，其他各种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。

在罪状表述方式上，上述八个法条所规定的各种金融诈骗罪，大都采取了叙明罪状方式，一些罪状还采取了概况规定与列举规定相结合的方式，以便司法操作与认定。尽管这样，自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，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不少理论学人和司法工作者，还是针对《刑法》第192～198条的规定，提出了不少理论争议与司法解释、推定、认定上的问题，这里拟系统梳理与分析诸此问题，并在此基础上，提出作者本人所赞同或主张的学理建言来。

关于金融诈骗罪的“数额”释定

刑法学理上的数额犯，有广狭二义之分。狭义上的数额犯限指刑法上将有关犯罪活动所得（或违法销售）“数额较大（或巨大）”设定成行为成立犯罪的“必备要件”的犯罪。广义上的数额犯，则包括将数额设定为数额加重犯的情况，亦即将数额巨大（或特别巨大）设定成加重量刑情节者。

按照我国《刑法》分则第3章第5节的规定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中，除《刑法》第195条所规定的信用证诈骗罪属行为犯规定以外，其他七种金融诈骗犯罪均属狭义的数额犯，而且，这七种数额犯的数额要求均为“数额较大”。[1] 此外，鉴于八种金融诈骗罪都有数额加重犯规定，基于此，该八种金融诈骗罪还都可谓广义的数额犯。

既为数额犯，则存在一个如何解读上述诸种金融诈骗罪所设定的“数额较大”、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数额幅度问题。这当中的主要问题有：

第一，如何解读上述七种以确定数额为定罪“起刑点”的数额标准问题。众所周知，迄今为止，尽管针对一般诈骗罪，我国司法机关早在1996年就出台过专门的司法解释，却并未针对《刑法》第3章第5节所规制的特殊的金融诈骗罪做过专门的司法解释。

第二，如何确认上述八种金融诈骗罪中作为数额加重犯规定的“数额巨大”或者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上下限幅度。由于这里之数额巨大，特别是其后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不但牵涉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与小的问题，而且，可能牵涉到犯罪人的生与死的问题，[2] 因而对此上下限幅度的释定，宜当慎之又慎且相对划一。

为解决上述有关问题，2000年9月20～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“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”，并在其《座谈会纪要》中特别指出：“金融诈骗的数额不仅是定罪的重要标准，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据。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，可参照1996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规定执行。”由此可见，从理论上讲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也可成为挂有死刑的金融犯罪的司法解释规定。

但是，问题在于：（1）“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”，既不是法律、也非司法解释本身，因而，按理说它无权做出上述“规定”（虽然在中国，它确实具有“准司法解释”的性质）；（2）即便它有权规定，该“纪要”也仅仅是规定了对金融诈骗的“数额”参照高法一般诈骗罪的司法解释执行，但具体操作过程中，此一参照体系却有刑法解释上的缺口。这是因为首先，现行刑法设置了八种金融诈骗犯罪，但上述《解释》中，却仅有七种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或巨大规定，欠缺针对现行刑法第197条所设定的有价证券诈骗罪的数额上下限幅度解释。基于此，实践中，对本罪，人们大都只能参照2001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颁发的《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》来考虑本罪的起刑点。[3] 但显而易见的是，该《规定》只能解决针对本罪的“定罪”数额问题，它不能解决作为本罪之数额加重犯规定的量刑数额，即何谓“数额巨大”、何谓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限幅问题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。